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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客家博物館佇立于印尼華人文化公園一角，是一幢客家土樓造型的三層建筑。此館雖名為“客家”，但華人在印尼地區的歷史活動足跡，以及華工“下南洋”到達印尼后的社會發展歷程，在館內都有清晰展示。

在中國，自古以來，每當時局更替，不堪動亂的民眾都會紛紛移居海外，其中東南亞成為中國移民遷徙和避難的首選之地。據《印度尼西亞華僑史》記載，17世紀以前，印尼所屬的西婆羅洲已經有大量華人居住。到了18世紀末期，移居西婆羅洲坤甸地區的華人更是建立起了“蘭芳共和國”。如今，這個共和國的歷史文件就陳列在印尼客家博物館三樓的展廳里。

進入19世紀以后，爪哇島上的巴達維亞逐漸發展成為印尼的中心港口，而爪哇島、坤甸及棉蘭地區的種植業和金礦開采業，以及邦加島和勿里洞島上的錫礦開采業，同時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尤其是錫礦業的開發，急需大量礦工，荷蘭殖民者就將目光瞄準了中國。據《僑務知識手冊》手冊記載，到1917年，邦加、勿里洞兩地華工達到3.5萬人，占全部礦工人數的90%以上。

邦加勿里洞的華人礦工。（印尼客家博物館收藏）蘇愛清翻拍

身在他邦，鄉情難斷，華工在印尼逐漸按照籍貫集群而居。學者唐慧在《印度尼西亞歷屆政府華僑華人政策的形成與演化》一書中稱，來自兩廣的華工一般在西加里曼丹、棉蘭、南蘇門答臘和西爪哇的種植園工作，邦加、勿里洞的煤礦和錫礦上則有很多來自廣東北部的客家人。

來自兩廣地區的華工，將飲用中國茶的習慣帶到了印尼各地。出于原有的生活習慣，更為了化解礦區和種植園暑濕環境所帶來的疾病困擾，他們所飲用的茶葉中，有大量六堡茶。據編寫于1981年的《茶葉初制與毛茶初評》記載，在新中國成立以前，除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以外，六堡茶在“南洋其他地區”也享有很高聲譽。

今年66歲的華人黃榮漢來自邦加島，他的爺爺在清朝末期自廣東梅縣（現梅州市梅縣區）乘船到雅加達后，再轉船到邦加島上開雜貨鋪謀生。當時島上的華人，尤其是礦工都飲用一種“南邦茶”。這種茶或是由“下南洋”的華工隨船帶來，或是從中國直接用船運來，在當地大大小小的各式店鋪甚至華人家庭里都有出售，他爺爺的雜貨鋪也銷售這種茶。直至今日，“南邦茶”依然是邦加島上居民的日常飲料。2017年9月5日，當黃榮漢品飲梧州六堡茶后，他驚奇地發現，“南邦茶”的湯色和味道與梧州六堡茶極為相近。

在時局變幻的蕩滌之下，當年印尼礦區和種植園里的華工飲用的茶水如今已難以準確辨認，但在印尼客家博物館里，陳列著的當年印尼華工隨身攜帶的錫罐和銅罐茶壺，仍不禁讓人對華工飲用茶與六堡茶的關系浮想聯翩。之前，有資料介紹，當年在馬來西亞的礦區和種植園里，來自兩廣地區的華工一直用這種茶罐裝盛六堡茶。

印尼客家茶具。楊麥攝

印尼客家銅壺。楊麥攝

如今，位于爪哇島西北海岸的雅加達已成為東南亞第一大城市，人口接近900萬。這座被印尼華人華僑稱為“椰城”的城市，從15世紀起就是南洋地區的重要商港，19世紀中期興起的“下南洋”風潮里，進入印尼的華工第一個目的地就是這里。受到華工“下南洋”線路的帶動，“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線也連接上了雅加達。據1951年出版的《中國茶訊》記載，在1950年以前，六堡茶區出產的茶葉“多銷南洋大埠”，雅加達就是當時南洋地區的一個重要“大埠”。

20世紀50年代的雅加達班芝蘭唐人街。（印尼客家博物館收藏）楊麥翻拍

雅加達的“唐人街”曾經有過幾家廣式茶樓，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這些茶樓生意興隆，不少華人在此喝茶聊天談生意。今年61歲的印尼百家姓協會副主席張在進，至今還清楚記得，他的父親曾到這些茶樓喝茶。

茶葉從中國輸入印尼，需在海上經歷多番波折。

74歲的張忠生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在印尼從事“洋貨”（從西方進口的貨物）的進出口物流業務。在他的記憶里，當時，從中國廣州或香港出發的貨船，要先經過南海到達新加坡中轉或補給，然后再前往爪哇、棉蘭、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印尼獨立以后，從新加坡而來的貨船就要全部先穿過爪哇海，到達雅加達后報關分流卸貨，然后分別發往棉蘭、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自香港到新加坡再到雅加達這段海上線路，全程將近4500公里。

張忠生的女婿李奇利是印尼ADF物流公司負責人，他爺爺自20世紀40年代起就在印尼從事“唐山貨”（中國的日雜土產）進口物流業務，茶葉進口也是該公司的業務范圍之一。李奇利記得他爺爺提起過，當時往來于香港與雅加達之間的船只都是噸位較小的散貨船，一艘裝載茶葉的散貨船從香港出發到達雅加達港口，往往需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這條航線上的船舶才逐漸換成了集裝箱貨船。到了最近幾年，遠洋集裝箱貨輪的噸位越來越大，從廣州出發的貨船不再需要停靠新加坡中轉，而直接到達雅加達，整個船期往往一周之內就能完成。

位于雅加達市中心的“棉蘭之光”餐廳，被當地華人稱為“非常正宗的中餐館”。然而，2017年9月5日，當我們慕名而去試圖找尋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印記時，卻無奈地發現，餐館的菜品已經非常本地化，裹漿煎炸、濃油重醬，就連蒸魚也伴雜著大量咖喱，炒青菜則覆蓋著厚厚一層辣椒。

日常三餐尚且如此，傳統的飲茶文化自然更難傳承。如今，無論是漫步在雅加達特區的街頭，還是深入到西爪哇省茂物市山間的小鎮，人們都不難發現，印尼華人飲用的大多是大量加糖加冰的英式紅茶，中國茶的蹤跡很難尋覓。雖然當地華人餐館和酒樓里也供應烏龍茶，但這些“烏龍茶”基本都產自當地。印尼63茶葉公司負責人陸友亮于1991年從臺灣來到印尼開墾茶園種植茶葉，如今已在茂物市建起了一個約3平方公里的茶園，以及現代化的茶葉加工廠，公司每年出產的茶葉中，很大一部分制成紅茶、花茶或烏龍茶供應印尼本國，這種烏龍茶被稱為“爪哇烏龍”。

印尼63茶園的茶山。龍天傳攝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經濟復蘇利好的刺激下，印尼的邦加、勿里洞錫礦再度進入大開發時期，礦上的華工再次高度集中。但是，不久，局勢就悄然發生了變化，華人社會的經濟、生活也隨之受到影響，以致他們對于包括六堡茶在內的中國茶葉的消費習慣也發生了改變。

1958年，印尼政府開始實施嚴格的國籍法，并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如限制華僑經營進出口貿易等各種傳統行業。學者廖小健在《大馬、印尼華人與當地民族的關系比較》一文中提到，1959年禁止外僑在農村經營零售業的第十號法令頒布實施時，印尼全國被強行逼遷和接管的華僑零售店達8萬多家。

此后，印尼的時局變化波譎云詭，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整個華人社會的文化傳統從結構上被瓦解，當地華人的生活習慣也迅速本地化和西化，“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線路因此被阻隔，六堡茶從中國大陸輸出印尼的篇章也劃上了句號。“我的父親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接手物流公司業務后，從中國輸出到印尼的茶葉數量銳減，只剩下少部分茶葉從香港運往印尼的棉蘭、泗水等地。”李奇利如是說。

而黃榮漢對于茶文化傳承被切斷有著更深的感觸。2017年9月5日，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20世紀60年代以后，邦加島上再也沒有了中國的茶葉，但島上的華人習慣了飲用“南邦茶”，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替代品，當地人甚至將粽子葉、棕櫚葉切碎后，漚成“南邦茶”來飲用。直到后來，當地居民使用印尼本地出產的茶葉進行加工制作，才解決了“南邦茶”的供應問題。

世事雖變幻不定，但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中，仍然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線潛行在時局之下，把六堡茶與印尼聯系起來。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地區的六堡茶供應不足，很多香港的制茶商從印尼進口青毛茶回香港，用于制作六堡茶。這些青毛茶的數量如今已難以確證，但從多個受訪者的憶述來判斷，應該為數不少。曾在香港德信行工作的林圣光回憶說，當年“長洲福華”（香港的一個茶行）等茶行經常從印尼大量訂購青毛茶，為了維護內地六堡茶出口企業的權益，德信行沒少與這些茶行展開商戰。

雖然在當地難以購買到六堡茶，但是印尼一些喜愛六堡茶的華人仍通過海外渠道購進六堡茶，新加坡的廣珍茶莊、安發行茶業有限公司都曾多次接待過來自印尼的客戶。“20世紀90年代，印尼那邊時有客商過來我們店里買貨，這些客商都是開中餐館的。”安發行茶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黃國盛說。

2010年以后，隨著印尼與中國在地區事務上的合作漸趨緊密，兩國之間在經貿、文化等領域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印尼的華人社會出現了中華文化回歸的跡象。雅加達慈濟中心在位于雅加達市區的總部開辟了茶室，專門推廣傳播中國茶道。慈濟中心的葉玉萍說：“我們中心花了5年多時間進行茶道推廣，目前當地很多華人家庭的孩子已喜歡上了中國茶。”

印尼雅加達的一個大型超市，貨架的不顯眼處擺放著普洱茶。

與此同時，印尼的茶商也加大了推廣和銷售中國茶的力度。印尼偉力天然茶業公司銷售主任林瑩輝研究中國茶文化已有十多年，他所在的企業每月經銷的普洱茶有兩三百公斤。他認為，隨著印尼華人對黑茶的接受程度加大，六堡茶在當地應該有市場。與之相比，茶商陳福森邁出的步子則更大，去年他把一些梧州的六堡茶帶回到雅加達，送給身邊的朋友品飲，努力推廣六堡茶。

“印尼的華人窮幾十年的時間，匯集各方力量建起印尼華人文化公園尤其是客家博物館，就是為了傳承中華文化，讓海外的華人牢記自己的根源。”與我們握手言別時，周樹興說，“你們來印尼挖掘和采訪六堡茶文化，這有助于茶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很有意義。”

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六堡茶與其他中國茶一起，必將在印尼華人社會的文化傳承中發出更奪目的光芒。 

“邦加人曾用粽葉漚制‘南邦茶’”

講述人：黃榮漢（66歲，印尼華人，現居雅加達）

我出生在邦加島上，17歲后從邦加搬來雅加達。

我的老家在廣東梅縣（現梅州市梅縣區）。清朝末年，生活很艱難，我的阿公（指爺爺）聽說南洋這里生活好，有飯吃，有錢賺，于是從梅縣去到廣州，然后坐船過來雅加達。當時他坐的木帆船在海上走了很久才到岸，真可謂九死一生，但是他到了雅加達才發現這里的環境并不如意。后來，他聽說邦加島上有錫礦，很多華人在那里當礦工，都是來自梅縣的客家老鄉。經過一番考慮，他乘船到了邦加島。我的阿公因為身體比較弱，當不了礦工，就在島上的礦區開了一家雜貨鋪，專賣各種中國的土產日雜貨物。

當時，邦加島上有很多開采錫礦的工人，多半是來自廣東、福建、湖北等地的客家人，其中來自廣東梅州和潮州的客家人最多。我阿公的雜貨鋪的貨源，都是由這些從中國運送礦工及開礦物資的船運來的。每次我阿公都提前列好清單，見到船來就交給船長，下次船再來的時候，這些貨物會隨船運來，其中有很多是茶葉，專門賣給島上的華人。

對于六堡茶，我以前沒聽說過。但從我阿公那時候起，邦加和勿里洞這兩個島上就有一種“南邦茶”（音譯）。聽說這種茶是以前由下南洋的華工隨身帶過來的，慢慢地，邦加和勿里洞的華人就全喝這種茶了。這種“南邦茶”沖泡后的外觀和口感有點像普洱茶，但味道沒有普洱茶那么苦澀，口感和湯色和六堡茶非常相似。當時，邦加島上的工人把“南邦茶”當作中藥使用，認為它可以消暑化濕。另外，當時錫礦上的工人一日三餐都要吃很多肥豬肉，以便維持體力，他們飯后習慣喝“南邦茶”消滯。當時，邦加島上喝“南邦茶”的人很多，工人喝，礦老板也喝，所以“南邦茶”的銷量很大，各個雜貨鋪都有賣。我阿公的鋪子里也有這種茶，都是從中國運來的，當地甚至還有一些華人讓親戚朋友從中國寄茶過來，然后在家里賣。

后來，這種“南邦茶”成了邦加島上的日常飲料。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爸爸接手經營阿公的雜貨鋪，依然賣這種茶。只是到了后來，印尼華商不能從中國入貨了，導致這種茶供不應求，但邦加島上的人已經離不開它了，有的人就用其他茶葉代替加工成“南邦茶”。再后來，茶葉越來越少，有人甚至把粽子葉、棕櫚葉切碎漚成“南邦茶”。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印尼本地出產的茶葉多了，邦加島上的華僑就用本地的茶葉制成“南邦茶”在島上銷售。于是，這種本地制作的“南邦茶”越來越普及，直到現在，邦加島上很多家庭仍然每天喝“南邦茶”。

邦加島上的華人飲用“南邦茶”也很有特色，這可能是以前飲用“礦工茶”留下來的風氣，島上的人沖泡“南邦茶”都是用一個大陶罐或者大木桶，把茶葉丟進去，再沖滿開水燜焗。茶放涼了，我們想喝的時候，就用大的玻璃杯或者搪瓷杯將茶舀出來直接喝，有的還在里面加上冰塊。現在，當地很多人一日三餐后仍習慣喝一杯“南邦茶”。如果有客人登門拜訪，主人也要用大的玻璃杯或搪瓷杯把茶缸或茶桶里的“南邦茶”裝出來，一杯杯分給客人喝，以示尊重。

“六堡茶在印尼還是有機會推廣的”

講述人：陳福森（38歲，印尼雅加達福生茶莊負責人，現居雅加達）

我在雅加達開了一些“茶吧”，經營茶葉生意，經營的品種多數是西式紅茶，中國茶比較少。印尼文化斷層現象嚴重，中國茶文化在印尼也沒有得到傳承，如今在印尼，華人一般很少喝中國茶，他們更加不懂得如何泡茶。在我們家中，我是第三代印尼華人，我爺爺和爸爸日常都喝咖啡。

以前，我一直沒有接觸六堡茶，直到去年我在馬來西亞參加一個茶展，接觸了六堡茶，才對它有大致了解。我覺得這種茶比較有內涵，于是就買了一些回來，分給朋友和客戶試飲。不過，很多朋友品飲以后，接受不了六堡茶，覺得這種茶泡出來有一股陳舊的“泥土味”。我想，他們習慣了喝西式紅茶和咖啡，對于六堡茶的口感不是很喜歡，這也很正常。另外，客戶不喜歡喝六堡茶，或許和我買到的六堡茶品質有關，可能我買回來的六堡茶陳化年份不長，口感還不是太好。

我覺得六堡茶在印尼還是有機會推廣的，不過這需要時間慢慢嘗試。

“印尼毛茶曾銷去中國香港”

講述人：陸友亮（68歲，為印尼63茶葉公司負責人，現居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市）

我的爺爺是中國廣東新會人，他在清末民初“下南洋”，最終在印尼這里娶妻生子，把家安在了印尼。

以前印尼當地也大量產茶，爪哇島和蘇門答臘的棉蘭都有很多茶山，這些茶山全部屬于印尼政府的茶葉公司所有，出產的茶葉里面有很多用于出口。印尼茶葉生產高峰期，全國的國營茶場每天能生產幾千噸毛茶，高等級的毛茶會加工成紅茶然后出口西方國家，中低檔次的毛茶就加工成本地人飲的茶，也有一些毛茶銷往周邊國家和中國香港。

我的太太是中國臺灣人，1990年左右，她從臺灣把小葉種的高山茶引進到了印尼，我和她一起在西爪哇開墾茶園種茶，這是印尼第一個私營茶園。不過，以前印尼本地人很少喝中國茶，我們生產出來的茶葉都是做成紅茶或綠茶出口，很少供應本地。

現在，我們公司在西爪哇省茂物市開墾了300多甲（約3平方公里）的茶山，建起一個現代化的加工廠。我們廠各種茶類都生產，主要做紅茶、綠茶、烏龍茶、壽眉和茶粉，主要出口中國臺灣和日本。經過大力推廣，現在我們公司在印尼各地已經有200多家門店（包括加盟門店），有一些本地人慢慢接受了我們按照中國茶工藝制作的茶葉，我們在門店銷售的主要是自己種植加工的“爪哇烏龍”，這種茶也在印尼的超市出售。

我們家有喝茶的習慣，我爺爺喝普洱，我爸爸喝紅茶，到了我這一代就喝烏龍茶。總體而言，在印尼喝中國茶的人比較少。我曾打算開一家茶樓，最終打消了念頭，因為印尼華人對茶文化的傳承不足，而且他們的飲食習慣早已西化和本地化，我開茶樓也找不到適配的點心。

“黑茶在印尼極少人喝”

講述人：陳社棟（69歲，印尼中華總商會副主席，現居雅加達）

我的父輩也是當年被賣到南洋的“豬仔”，據說他們當時“下南洋”歷經艱辛，坐船至少要一個月時間，而且往往要等到風向合適時船才起航。幸好，經過幾代人的打拼，我們家在印尼不僅扎下了根，生意也越做越大。

現在印尼的華人已經很少喝中國茶了，尤其是在雅加達，很多人都喝各種飲料和咖啡，即便是喝茶，也是喝加了很多糖很多冰的紅茶，有時候一杯茶里面有半杯是冰塊和白糖。華人餐館里面供應的茶水雖然很多是烏龍茶，但那也是印尼本地出產的烏龍茶，和真正的中國茶不同。至于六堡茶和普洱茶之類的黑茶，在印尼更是極少人喝。

此前，廣西僑辦的工作人員曾經把六堡茶帶過來印尼，在印尼中華總商會請我們品飲，他們也向我們介紹過六堡茶的悠久歷史，不過，我覺得印尼這邊已經喝慣了加糖紅茶的華人，可能不太會接受這種味道。后來，我不時應邀到中國出席活動，有幾次也在活動中喝過六堡茶，給我感覺這種茶還是像中藥一樣。可能六堡茶的藥用保健功效很好，但要現在印尼的華人接受它，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加大推廣力度。

“以前貨船從中國到印尼需在新加坡中轉”

講述人：李奇利（43歲，印尼ADF物流公司董事長，現居雅加達）

我的老家在廣東汕頭附近。從我爺爺那一代開始，也就是20世紀40年代初期，我們家在印尼經營“唐山貨”（來自中國的土雜百貨）進口生意。我們經營的“唐山貨”里就有來自中國的茶葉。因為我爺爺和老家的親戚一直有聯系，所以可以直接從老家進口茶葉運過來，當時我們主要做烏龍茶。

到了20世紀70年代，我的父母接手了爺爺的生意，還是主要做食品進出口生意。我們公司熟悉進出口審批流程，同時也代理了一些其他公司的進口業務，運輸業務范圍不斷擴大，覆蓋了工業品和食品兩大類。

到了我父母這一代，他們和老家的聯系依然密切，仍然能夠通過老家的親戚朋友進口茶葉。當時，我們公司每個月從中國進口的茶葉有二三十噸，主要是各種“烏龍茶”。我接手公司以后，ADF物流公司的業務范圍仍有進口中國茶葉的業務，而且進口量一直沒有減少。

從我爺爺那一代開始，我們家從老家采購的茶葉基本上先由中國內地拉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裝船起運，經過新加坡中轉以后，再運到雅加達的港口進行分裝配送，由發往棉蘭、巨港、泗水、蘇門答臘等地的貨船分別運往印尼各地，交給這些地區的分公司處理。

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中國到印尼的貨物更是必須從香港出發，走的線路仍然是以前的海運線路。只是20世紀40年代，我們公司使用的還是噸位比較小的散貨船，一艘裝載茶葉的散貨船從香港出發到達雅加達港口，往往需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到了20世紀70年代，我們公司改用大型散貨船裝貨。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們公司轉用集裝箱貨船來運輸。最近十年，我們公司已經使用大型滾裝貨輪運輸了，這種貨輪的航行速度更快，持航能力更強。而且，公司也不用再到香港起運，貨輪在廣州就可以直接出發。

四五年前，由于時局轉變，我們的貨船不用再在新加坡中轉，貨物從廣州發貨起運，一周之內直接就能到達雅加達。

“從中國大陸來的貨物都是用船運的”

講述人：林福蘭（58歲，在雅加達慈濟中心從事茶道推廣工作，現居雅加達）

我是在印尼出生和長大的華人，小時候接觸過中國茶。

我們在家里多數喝咖啡，有時也喝中國茶，黑茶喝得比較少。

我爸爸以前收藏過一些黑茶，有親戚朋友來拜訪的時候，他才會拿出來沖泡，和大家分享品飲。我記得，我小時候家里的中國茶葉大多數是親戚朋友贈送的，他們到中國探親時會帶一些茶葉回來。以前，印尼沒有專門賣茶的茶莊或茶行，如果要買茶葉，只能到一些雜貨鋪。

1950年到1990年期間，我爸爸在印尼從事船運工作，經常走印中航線。我聽他說過，以前，從中國大陸來的貨物都是用船運輸的，運輸船中途要在中國香港及新加坡中轉，然后才能到達雅加達。當時，往來于中國和印尼之間的船都是大型散裝貨船，我爸爸出一次船往往要一個多月才能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