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在民族危難時刻，全國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熱潮，梧州也成為廣西抗日救亡運動最活躍的城市。中共梧州黨組織以及梧州的抗日救亡團體紛紛出版報刊，大力宣傳抗日救亡思想。如宵征社出版《宵征月刊》，中共蒼梧縣委創辦《戰報》，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除此之外，還有一份出版物也受到市民的關注，那就是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機關刊物《民族戰線》。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創建于1935年7月25日，由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李濟深任主席兼組織部長，積極宣傳抗戰。
宣俠父曾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看到校長蔣介石破壞以黨治軍的制度而堅決抗議，被蔣介石開除出黃埔軍校。此后，他一直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兵運工作。
抗戰爆發后，宣俠父受黨派遣，多方奔走聯絡，促成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聯合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浴血抗擊日寇。
1935年4月至5月間，中共中央派宣俠父到香港做統戰工作，任中共華南工委書記。宣俠父根據黨的指示，爭取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成立民族革命同盟，并通過他們推動兩廣地方勢力聯共抗日反蔣，打開南方抗戰局面。宣俠父化名宣古漁，在香港進行半公開的抗日活動。他和當時在香港的共產黨員梅龔彬、陳希周等，分別找李濟深、陳濟棠、蔣光鼐、蔡廷鍇等了解情況，講明形勢，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李濟深與宣俠父在黃埔軍校有“師生之誼”。宣俠父便主動“上門認師”，李濟深見其態度真誠懇切，便請宣俠父協助自己籌建民族革命同盟。宣俠父還擔任李濟深的秘書，代他寫文章。宣俠父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影響，通過同盟與國民黨內的各種反蔣地方勢力進行廣泛聯系，孤立蔣介石，擴大抗日統一陣線。兩廣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風起云涌。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機關刊物《民族戰線》月刊，由梅龔彬主編，大力宣傳中共抗日救亡和抗日統戰的方針策略，多次刊發國民黨民主派李濟深以及十九路軍抗日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翁照垣等撰寫的主張聯合抗日的文章、通電。宣俠父也為《民族戰線》和其他報刊撰寫文章，宣傳中共反蔣抗日的主張。
1936年6月，兩廣地方勢力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邀請民族革命同盟參加。同盟派出以李濟深為團長的五十多人組成的代表團，以蔡廷鍇、宣俠父為主要成員，奔赴南寧。他們主要是支持桂系反蔣抗日，致力于恢復十九路軍、建立抗日武裝和組織領導抗日救亡群眾運動。李濟深將宣俠父推薦給李宗仁、白崇禧，李、白遂委任他為廣西綏靖公署上校參議。宣俠父以這個身份在李、白面前活動，鼓勵他們以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十九路軍留廣西干部團為基礎，重建新軍。李、白同意建立新的十九路軍，并委翁照垣任軍長，宣俠父任政治部主任。新十九路軍先組建六十一師，丘少琛任師長，宣俠父兼師參謀長。
兩廣“六一事變”發生后，中央派云廣英以代表身份到廣西工作。云廣英從陜北動身時，周恩來親自向他交代任務，周恩來當時沒有向云透露宣俠父的黨員身份。云廣英到南寧后，宣俠父向他詳細敘述了“六一事變”的經過，并介紹云廣英與李濟深進行會談。李濟深表示衷心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還親筆寫信給毛澤東同志，托云廣英帶回陜北。
“六一事變”結束后，李濟深回到故鄉梧州。1936年9月，宣俠父也來到梧州市，任民族革命同盟廣西省委常委，領導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當時，宣俠父的黨組織關系在中央特科，為特科所派遣，他經常與中央特科的謝和賡聯系，并與廣西、梧州的地方黨組織也有聯系。宣俠父在李濟深的支持下，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宣俠父任主任委員，金城任組織部長，胡大愚任宣傳部部長，辦公地點在同園。1936年冬，由同盟梧州市委和廣西大學學生會共同組織發起召開了3000人的大會，聲討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要求政府組織民眾，武裝民眾，對日作戰，收復失地。會后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的反響。
1936年12月，中共黨員宣俠父和胡蘭畦聚集蒼梧大坡李濟深舊居，商議聯合抗日力量，響應中共中央統一戰線的號召，走逼蔣抗日的道路。此時收到西安事變爆發的消息，李濟深命令副官趕到梧州市內向行政當局打聽消息，宣俠父、胡蘭畦和李濟深一起連夜分析這個事件發生后的趨勢。
李濟深、宣俠父反復商議，一定要促成抗日統一戰線，制止南京方面轟炸西安。李濟深又致電西安張學良，一定要保護蔣介石的安全，以達到一致抗戰的目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證明李濟深、宣俠父在西安事變處理的態度上與中共中央的決策方針是一致或相近的。他們兩人政治上的精明和遠見卓識，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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